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：人是社会的人。不同的社会，会有不同的人和人性。诚哉斯言！据此，我们将人区分为道德人、经济人和法律人。

所谓“道德人”，就是因生活在崇尚道德的社会而带有浓厚道德色彩的人。最典型的“道德人”，要属封建时期的中国人。在漫长的封建时代，中国人都生活在灰暗的道德天空下。自孔夫子“立言”以来，道德标准便成为中国人价值评判体系中至高无上的唯一尺度。“三纲五常”成为社会的支柱，“忠、孝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廉、耻”等成为人们行为的准则。君子、圣人、“内圣外王”，成为人生进取的目标。“舍生取义”、“杀身成仁”，是道德体制下所崇尚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选择。芸芸众生，生活在由大大小小的儒家学者所编织的密如蛛网的道德网络中。因为以道德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在一定时期有利于社会稳定，所以儒家思想很快得到统治者的推崇和利用。作为统治者的最高代表的封建皇帝，要么标榜“以德治国”，要么鼓吹“以孝治天下”，无非是要用道德的绝对权威来装潢冷酷的皇权，并借此维持其万世之基业。崇尚道德、重义轻利的儒学和皇权的结合，造成了蔚为奇观的中华文明，也造就了世界上独特的一群——中国人。

所谓“经济人”，就是不顾一切、一心追求经济利益人，其同义语为“经济动物”。最典型的“经济人”，当推资本主义初期以英国为首的西欧人。十六世纪中期，在经过中世纪的愚昧和启蒙运动后，西欧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。在英国，经历“羊吃人”的“圈地运动”后，自耕农消亡，资本家出现——此时的资本家，就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人。其时及以后一段时期，一方面是旧道德体系的崩溃，一方面新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，新生的资本家趁此缝隙一心疯狂攫取利润。马克思就曾形象的说过：资本来到人间，从头到脚，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。又说：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，只要有100%的利润，资本家甘冒杀头的危险。在这些经济动物门看来，利润就是一切，它既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，又是一切行为的归宿。

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短短五十多年里，我们中国人就曾既是道德人，又是经济人。其转换之急骤，举世罕见。建国之后，我们依然没有摆脱道德立国的传统影响，还在一味要求“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”、“做一个纯粹的人，高尚的人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”等等，无限抬高道德门槛，其结果是，在十年文革期间，出现全国性的道德虚幻和道德沦丧，整个国家面临崩溃。紧接着，就是改革开放时代，经济取代政治（讲道德的政治），统领一切。一夜之间，中国人经历着从道德人向经济人的蜕变，变得快、变得好的，便成为“先富起来的”那部分，大部分人则陷于彷徨、焦虑、愤恨之中——他们依然贫穷，是因为他们依然信守道德防线，而快速致富者中，不乏“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”之人。于是，有了焦躁的情绪，有了发泄不满的民谣，有了惨烈的街头冲突。中国的大船，开始晃荡起来。

由此可知，无论是道德人，还是经济人，皆因其走向极端而最终必然导致人性的异化，导致社会的对立（中国封建社会周而复始的王朝更替，原因也在于此）。对现阶段的我们而言，可以讲道德，但决不能道德至上；要抓经济，但不能再以经济为中心。在实行改革开放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十多年后，我们应顺应时变，改弦易帜——及时亮出以法治建设为中心的大旗。今日中国人，应堂堂正正做一个法律人！

所谓法律人，就是守法的人，就是一切行为都以法律为依据的人。很显然，这不仅是对个体而言，更是对整个社会的要求。因为只有在法治社会，才会有整体意义上的法律人。英美等西方国家，在历经百多年后，逐步建立了健全的法律体系，成为了现代法治国家。在法律的规范制约下，早期那些贪婪、疯狂、嗜血的资本家已了无踪影，严重的贫富对立也趋于平静，社会在和谐中得以有序发展。反观我国，虽然法律法规接连出台，但我们不能因此下结论说，我国已是一个法治国家——我们的法律体系，还有着严重的缺陷；我们的法律意识，还未成为主流意识。在通向法治国的目标上，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。

过分强调道德，到头来必然出现道德腐化，因为这会逐步削弱人的思维能力，使人愚昧，最终使人退化为植物人；片面追求经济，则会使人因失去人性而沦落为动物人，最终造成社会不可调和的冲突。惟有法治，才应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，因为在当代文明社会，守法，是最大的道德；守法，是经济建设进入有序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良性轨道的唯一可靠保证。

道德和经济，都是个体的事——道德由个体自我完善，经济由个体自主发展。惟有法治建设，须动用国家资源，由政府主导完成。

法治，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；法律人，是合乎人类社会发展的健全的人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