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谓“持不同政见者”，从字面上理解，就是指那些与执政者意见不同，并敢于公开表达的人。在君主专制时期，不论是我国，还是国外，“持不同政见者”层出不穷，络绎于途。而统治者对待“持不同政见者”的原则立场，基本上都是一致无二，那就是残酷镇压，无情打击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只有他们自己作为统治者、“执政者”，才能有“政见”，而治下的臣民，无非布衣、黔首、草根，是不配也不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包括“政见”的。一旦发现谁有了不同“政见”，“执政者”使用最多的手段，当属“流放”：我国南方“瘴蛮”之地，俄罗斯寒冷的西北利亚，英、法等西欧诸国的海外荒岛，等等，都是“持不同政见者”的栖身之处。那时的“持不同政见者”，都是最危险的“另类”，其悲惨待遇，比起今天我国的SARS病毒、AIDS病毒随带者来，犹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实际上，在统治者看来，“持不同政见者”就是带有思想病毒的人，他们的“政见”，如果流传开来，是会导致“正常”的统治秩序崩溃的。因此，必须将他们隔离起来，将他们异地流放，甚至将他们彻底“封口”——从肉体上予以消灭。古今中外，有多少“持不同政见者”跋涉奔波于流放途中，有多少独立思考、装满“不同政见”的头颅，被专制的利剑和绞索无情扼杀。

作为人类历史的继承者，我们应该对所有的“持不同政见者”的挑战勇气表示钦佩。对那些执著于人类的理想和未来并因此而受到迫害的“持不同政见者”，我们更应该表示出崇高、诚挚、永久的敬意。是他们的存在与消失，使人类的生存质量一步步得到提高，是他们的思想的光芒，一点点驱散人类前进途中的黑暗与迷雾。他们不是应该被隔离、被铲除的“另类”，他们是人类的先知,人类的精华。一个接一个的“持不同政见者”，犹如一个个路标，矗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，控诉着专制和愚昧，指示着人类前进的方向。

借助于“持不同政见者”思想的力量，人类走出了中世纪的阴霾，催生了民主体制。而民主原则的产生和确立，则从制度上彻底终结了“持不同政见者”。在民主体制下，人人可以自由的呼吸，自由的生存，自由的思想，自由的说话。在此体制下，不存在“持不同政见者”，也可以说人人都是“持不同政见者”；没有了唯我正确、拥有“持不同政见者”裁判权的执政者，也可以说人人都是“执政者”。因为政府是选举产生，政府的运作受到民众的监督，政府的权利和义务有明确的约定。而所有这一切，都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切实保障。没有任何人游离于宪法和法律之外。不存在没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任何权利和义务。做一个“持不同政见者”，在民主体制下没有了任何意义，因为在民主制度下，持有任何“政见”，都是每个公民不容侵犯的合法权利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。

遗憾的是，这种两千年前我国的圣贤们就心向往之的“王道”、“乐土”、“盛世”，虽在异邦番域实行已垂三百年，但至今并没有在我华夏神州出现。在目前的我国，人们依然不能无所顾忌、随心所欲的公开发表“政见”，“持不同政见者”依然承受着他们独特的痛苦和光荣。高压之下，很多人无奈的沉默，很多人绝望的死去，很多人徒劳的挣扎。还有一些人，则“誓将去汝，适彼乐土”，冲破藩篱，漂洋过海。这些客居异国的人，不是怀揣巨款的贪官污吏，不是手沾鲜血的刑事犯，他们之所以有家不能居，有国不能投，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“政见”！仅仅是因为他们是“持不同政见者”！历史，在这里依然带着血腥味和腐败气息地延续着。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他们是如此的令人悲悯，因为稍不留神就会被指为“持不同政见者”而遭受牢狱之灾（如“彭水诗案”的当事人）；他们又是如此的“幸运”，因为他们竟有如此多的机会，成为背负人类苦难的“持不同政见者”而受到人类的瞩目和敬礼。

但愿这只是一个历史的过程。但愿这个过程转瞬即逝。但愿“和谐”的风，吹落“持不同政见者”背上沉重的十字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