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和谐理论甫经提出时，即有国际观察人士指出，今后一个时期，将是中国式和谐与美国式民主抗衡的时代。如果单从国际政治角力的角度来看，这个观点无疑具有前瞻性。因为在国际角力场，无论民主也好，和谐也好，任何东西都不过是为维护本国利益而被作为武器加以利用。为摆脱民主泰山压顶般的压力和威势，剑走偏锋，以和谐之太极与之周旋，庶几不失为一权宜之计。但是，如果从和谐与民主各自的内涵来看，则和谐与民主不可能形成对抗。和谐只是一种状态，一种理念，而民主则是一种制度，一种机制。和谐与民主的关系，不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，而是一种依存性和因果性的关系。

一　民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唯一途径

自从混沌初开以来，和谐，作为一种状态，一种存在的最高境界，就一直被人类所追求。和谐包括三个层面：作为个体的人的内心的和谐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；人与自然的和谐。实际上，中国的先贤，早就有过对和谐的阐释和总结——“内圣外王”、“天下大同”、“天人合一”等等，都是中国先贤“和谐”论的主要内容。为实现和谐，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在进行实践和探索。结果怎么样呢？中国的历史做出了回答。在中国的历史上，也许间或有过“和谐”或接近“和谐”的时期，比较突出的诸如文景之治、贞观之治等。但这样的时期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，如同白驹过隙般短暂。在经过一段相对平稳的时期后，中国的王朝，不是走向永久的和谐，却总是无一例外的走向冲突和崩溃。所以然者何？答案早已有之——事关体制。在上世纪初期，北京大学的师生就集体要求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（民主和科学）。在上世纪４０年代的延安，当黄炎培先生问：纵观中国历代王朝，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，治乱交替，循环往复。共产党是否能找到办法打破这个规律？时任最大在野党首领的毛泽东，也曾信誓旦旦的说：我们已经找到了，这个办法就是民主！

近百年过去了，中华民国易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在野党转变为执政党。但中国依然是中国，中国的民主，依然任重道远。稍可快慰者，是我们终于将斗争哲学和革命哲学重新让位于和谐理念。和谐理念确立后，我们就应围绕这一理念，选择可以达至和谐目的的手段、措施和途径。中国历史的反面教训，西方近代历史及其现实的正面启示，都在向我们昭示走向和谐的唯一途径：民主。

二　和谐是民主的必然结果

民主是和谐的制度保证，和谐是民主的必然结果。西方国家200多年的现代民主历程，充分论证了这一点。据统计，目前世界上采用民主体制的国家，已经有一百多个，超过国家总数的百分之五十。这些采用民主体制的国家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，文化、宗教、历史传统等等各异，实行民主体制的时间有长有短，民主制度的成熟度也有极大差别。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：基本上从制度上排除了暴力革命。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自不必说，以人类目前的标准衡量，它们可说是充分和谐了。也不必说亚洲四小龙如韩国、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者，这些有浓厚儒家传统的国家或地区，也早已成功转型为民主政体。即如泰国、巴基斯坦、南非等这些亚、非后进国家，历史上并无民主传统，目前实行的民主也有各自缺陷，但他们的人民也大体都能享受到民主的基本权利——最起码，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。这些国家，或者有严重的种族主义，或者有严重的教派冲突，或者有严重的军人干政，但这些并不改变它们民主国家的本质。即使在这些民主体制尚不成熟的国家，政府的更迭也不会导致国家的巨变或者解体。在民主国家，政府很自然的不是国家的中心力量。政府及其官员不是权力的拥有者和分配者，政府没有任何权威可言，政府可以频繁更换甚至破产，但国家不因此解体，人民不因此沦落到血雨腥风中。

独裁政体则不同。在目前为数不多且日渐减少的专制国家中，政府依然是权力的中心和发源地，秩序靠军警维持，党权、军权和个人独裁权，高于主权，更高于人权和公民权，一切权利在幕后进行分配，当权利分配的平衡点打破时，也是政府垮台之时，也是国破之日，也是人民受难之始。这样的国家，戾气弥漫，如何能奢谈和谐！

总之，要想拥有永久和谐，必先拥有真正民主。和谐不是空谈可得，不是乞求可得，不是赐予可得。和谐源于民主。和谐是民主之光的影子，它与民主相生相伴，不弃不离；和谐是民主之树的果实，只要民主之树常青，则和谐之果永存。离开民主而求和谐，恰似缘木求鱼，最终必然无功而返；若在民主的基础上求和谐，则和谐早晚必至，万世不移。

2007/6/15